
嘉峪关这种城门要怎么攻?
正德十一年,也就是1516年,吐鲁番满速儿重新占据哈密,随后自率万骑东进。明军游击芮宁只带七百余人迎敌,战于沙子坝,所部几乎全部覆没。
嘉峪关没有替明军挡住这场败仗。
这个事实已经给“怎么攻”留下了答案:若把兵力和时间都耗在关门上,是最笨的办法。先逼守军离开城墙,再从尚未闭合的防区压进去,雄关照样会露出软处。
嘉峪关早年甚至没有后来那种“天下雄关”的分量。
明代前期,关外直到哈密之间分布着关西诸卫,嘉峪关更多承担盘查使臣、商旅和人员出入的职责。哈密距嘉峪关一线长达一千五百余里,这片区域相当于挡在肃州前面的宽大缓冲带。
敌军若要威胁河西腹地,先得穿过这层空间。关门高不高,当时反而排不到最紧迫的位置。
变化发生在关外。
十五世纪后期到十六世纪初,吐鲁番不断向东扩张,关西诸卫相继衰弱、内迁,哈密也反复易手。原先挡在嘉峪关前面的政治和军事缓冲一层层消失。
嘉峪关的位置没动,战争却主动向它靠近。边防一旦收缩,城墙便从检查关口变成前线工事,城门承担的压力突然增大。
1516年的战事尤其刺眼。《明史》记满速儿自率万骑“寇嘉峪关”,芮宁以七百人先敌,战死沙场。战争的决定性碰撞发生在关城之外。骑兵没有必要挤在一道门洞前和守军拼消耗,只要抓住防区空隙,迫使明军出城截击,守方赖以依托的高墙就暂时失去作用。芮宁的覆没说明,单独一座城堡无法封死几十里宽的戈壁通道。
当时的嘉峪关也远没有今天看到的完整形制。
十五世纪中叶的地理文献只记嘉峪山关及周围山口;中亚使者经过时,看到的关堡只有东西两门,四周有壕。到了弘治七年,明廷才改修嘉峪关,以砖加强城体并建镇西楼。边患越靠近,关城越厚重。
建筑的升级,是在追赶不断恶化的军事处境。
嘉峪关防线在嘉靖十八年,也就是1539年,迎来一次大规模整修。行边的兵部尚书翟銮到关后,看到墙濠损坏、兵力薄弱,奏请增兵五百,修浚墙壕,并在壕内添筑边墙,每五里设置墩台。
朝廷批准后,由肃州兵备等具体推进。工程范围已经越过门楼本身,预警、阻滞和驻兵被放进同一片防区。
同年以后,嘉峪关南北两翼继续补墙。南面防线伸向讨赖河高崖,北面沿黑山、石关峡方向封堵通路,后世所见长城第一墩和悬壁长城都处在这条防御链上。
第一墩所在悬崖高约五十六米,悬壁长城则扼石关峡口。山、河以前只是地形,接入墙体和墩台后,才开始替守军限制大股军队的机动方向。
这种修法很有针对性。攻方最需要的是选择路线,守方最怕的是不知道人从哪里来。边墙把宽阔戈壁切成有限通道,墩台把远处出现的人马变成能够提前传递的军情。
嘉靖二十六年,甘肃巡抚杨博又建议在榆树泉、三条沟、火烧沟、古墩儿增筑四座墩台。几座不起眼的土墩,给关城争取的是整队、调兵和闭门的时间。
绕行当然仍有可能,代价却越来越高。
明代官员胡世宁谈到嘉峪关外形势时,提到从哈密到嘉峪关一千五百余里,关西诸卫内迁以后,中间出现大片无人供给的地带,还要经过流沙和缺水地区。小股骑兵可以冒险穿越,大队人马还要带着战马、粮秣和作战器械。
路线越偏,补给线越脆弱;绕得越远,烽燧留给守军的准备时间越长。
于是嘉峪关的强处逐渐清楚了。
内城周长约六百四十米,东西各有城门,外有瓮城,西侧又有罗城,外围还有外城和城壕。攻到门前,只代表通过了关外警戒和边墙阻滞,还要继续面对瓮城、城墙和守军。
可这些工事能够发挥作用,有一个前提:敌军必须被逼到守方愿意让他出现的位置。关门只是最后收口的一环。
1516年的失利因此很有分量。满速儿的一万骑兵让明军看到,关城再坚固,外围有洞,守军就得出去堵洞;守军一旦在野战中被击溃,城墙的优势便会被削弱。
1539年以后持续增墙、设墩、添兵,针对的正是这个问题。
明军没有寻找一堵永远不会被突破的墙,它要减少敌军的路线选择,把突然袭击变成可以提前发现的进攻。
所以,嘉峪关这种城门怎么攻?正德十一年的满速儿已经做过一次示范:绕开守军最有利的位置,压迫外围防区,诱使守军离开坚城,再用机动兵力解决野战部队。
明朝后来给出的回答同样具体:南北封墙,五里设墩,修壕增兵,把山口、戈壁和河崖连成一道防线。
嘉峪关后来越来越难攻,靠的是敌军能够选择的路越来越少。
今天留下的关楼很醒目,最值得看的却是关楼之外。
向南七公里左右是第一墩,向北八公里左右接黑山悬壁长城,关城自身又有内城、外城、瓮城、罗城和城壕。1516年的漏洞,到了嘉靖年间被一段段补上。
决定一座雄关能不能守住的,是整条防线能否同时发现敌人、拖住敌人、调来兵力,并把敌人压到那扇门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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